德意志民族宿命之年:1945

作者:蔡慶樺(駐法蘭克福辦事處秘書/專欄作家)
《零年》談論1945年人類走回零點之後,如何重新找回文明的價值,在幻滅中重建。那年發生了許多駭人之事與感人之事,今日重讀的意義在於:當前許多政治與社會問題,都與當年的歷史緊緊扣連,唯有回到1945年才能將脈絡一一梳理出來。我想從以下兩個面向談談本書涉及的德國問題:

一、去納粹化

在處理法西斯歷史上,德國向來以轉型正義模範聞名,可是這段歷史的傷痕太多太重,不可能一夕間處理完成。《零年》點出了終戰時處理納粹問題的尷尬:不管是德國或是同盟國,沒有人真的想徹底「去納粹化」(Entnazifizierung)。德國是因為共犯結構太龐大,所以若認真追究起來,也許大半德國人都難辭其咎,而同盟國也發現,倘若驅逐所有納粹黨徒,戰後許多重建工作將無人可執行,而眾多公共服務也將停擺。因此許多納粹黨徒蒙混過關,同盟國也默許表面化的去納粹工作。
這些流於表面的轉型正義,使得戰後的德國一直處於偽相安無事的未爆狀態。但到了1960年代,經濟重建工作初步完成後,正義與道德的重建呼聲便瞬間爆發。不滿的學生走上德國街頭抗議,想知道他們父母輩在那12年間究竟做了什麼事。處理納粹罪責的「法蘭克福審判」,也在上一代不願重提往事、下一代要求真相的聲音中展開。隨後去納粹化與要求真相的聲音就不斷在德國政治裡浮現,因為即使戰爭結束已經七十多年,即使德國這麼多年來對於第三帝國的研究不遺餘力,對於納粹的問責卻從未完成。

梅克爾總理執政後,在聯合政府的組閣協議裡向人民承諾:「聯合內閣將處理各部會機關參與納粹的過往。」原因是,若當年行政機關未忠實執行納粹政策,德國的法西斯化就難以被貫徹。可是行政部門涉入程度為何?怎麼界定哪些公務員只是維繫國家機器的運作、而哪些公務員算是越過了紅線,成為大屠殺的共犯?戰後德國去納粹化的情形又如何?這些都有待更多資料公佈、更多研究者投入,才有可能解答。除了先前調查外交部之外,德國政府近年來陸續出版了刑事調查局、憲法保護局以及司法部的資料。正在進行中的還有情報局、財政部、經濟暨科技部、勞動暨社會部、內政部等部會研究。顯見轉型正義問題仍然有太多未被交代的細節、太多未被討論的責任。1945年的歷史,從來沒有成為過往。

二、德裔受害者們

本書也提及德國與其他國家徳裔受害者的悲慘境遇。1945年時,各國德裔少數族群遭受報復性流放(其中甚至不少人戰時是反納粹者)、蘇聯紅軍大肆性侵德國女性,為德意志民族留下重大創傷。這是戰後勝利者敘事及中文世界對二戰的歷史記錄中時常被忽略的部分,即使是德國人,許多人也抗拒面對這段史實。

1944年,二戰尾聲的冬天,紅軍逐漸攻向德國,東普魯士的德國人在嚴寒中踏上流亡之路。1945年,波茲坦會議重劃了德國疆界,更使得許多原本屬於德國領土的城市徹底去德國化,許多德裔人士必須離開幾百年的家園,面對充滿饑荒、疾病、性侵、掠奪、監禁、強迫勞動等危機的難民命運。承受此命運者,據估計約有1200萬至1400萬人,流亡過程中死去的難民約有40萬到200萬。
在紅軍攻入柏林時,本書提及「最精彩而恐怖的記載是《一個女人在柏林》(A Woman in Berlin)」,那是一本詳細描述1945年4月20日至6月22日間那個法外狀態的日記,值得對照閱讀。該書作者以親身經歷深入書寫那個停滯的恐怖之年,男人打的戰爭卻由女人身體來償還,那段記憶太過痛苦,以致作者至死都堅持匿名。1959年發行德文版時,德國社會完全無法接受這段史實,認為作者侮辱了德國女性的名聲,並詆毀其為虛構之作。強烈的敵意導致作者在生前拒絕該書再版,直到2003年時才重新出版,並成為當年的暢銷書,後來還改編成電影,這才使德國社會正視當年德國女性承受的屈辱與痛楚。學界大略估計,倘計入被放逐的東歐地區德裔族群以及德國境內受害者,1945年這場另一種意義的「對德國女性之戰」裡,遭受性侵者可能高達200萬人。
這些德國人,也是受戰爭蹂躪的人,可是誰必須為之負責?這在德國政治裡是相當棘手的難題。究竟受紅軍性侵的人數有多少、大規模性侵是紅軍失控所致,還是高層授意的報復命令?德國史家對此爭論不休。而「放逐」(Vertreibung)更是德國長年與東歐國家關係正常化過程的關鍵字,東歐國家認為,是德國對外侵略的軍國主義才導致這些徳裔人士遭放逐,甚至那不是放逐而只是遣返(Abschiebung);但是德國認為邪惡不能證成邪惡,事關人類尊嚴,不能以剝奪無辜者的自由及財產來解決政治問題。而這一段陰暗的歷史,更是德國極右派的提款機,不斷主張這些受難者的命運道出了德國也是受害者,可是長期以來卻被迫只能承擔加害者的角色。
這些受難者的命運,也是轉型正義當中另一個必須處理的難題。德國因為自身發動了戰爭,因此難以問責加害者,而與中東歐國家談及賠償問題時,也難以啟齒;在東德時期又因為與蘇聯是共產主義的盟友關係,這歷史更成禁忌。
德國統一後,政界、學界有許多聲音,認為必須與東歐建立正常關係,必須為了歐洲的未來往前看,昔日的恩仇應當結清並且放下。1996年時,符茲堡大學國際法教授Dieter Blumenwitz便在《世界週報》上撰文〈還不到結清的時候〉(Für einen Schlußstrich ist es noch zu früh),認為擬以外交手段解決這些受難者的法律問題是不正義的。而今20年過去了,結清的時刻到了嗎?德國聯邦議員暨被放逐者協會(Bund der Vertriebenen)主席Erika Steinbach(本人即被放逐者之一),提議設立「反放逐中心」(Zentrum gegen Vertreibungen)記錄這段歷史,卻遭受波蘭、捷克等國抗議。統一後的德國積極處理這段歷史,強化課程教學並成立紀念碑悼念這些不可能再問責加害者的受害者,但是為避免政治問題,悼念受放逐者時多須一併提及各國因為政治軍事暴力而受害的難民。而政府成立的「流亡、放逐與和解基金會」(Stiftung Flucht, Vertreibung, Versöhnung)更是小心翼翼地強調,記錄此節歷史,目的是為了和解。然而,對於那些被迫選擇異鄉為家鄉的德裔被放逐者而言,要與東歐國家和解仍是長路漫漫。
近年來這段歷史重新被注意,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全球難民問題。德國勇於介入這個危機,使得許多人憶起,德國民族在1945年時,也曾在逃難路上求助無門。要了解德國民族以及德國的政治決策,還是得回到現代秩序誕生之年,亦即德意志民族宿命之年:零年

關於《零年:現代世界的夢想與夢碎之路》

全文刊登於《上報》: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2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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