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Readmoo閱讀最前線，閱讀全文：為了好玩而讀，結果變成公共知識分子──專訪伊恩．布魯瑪

文／犁客

「對於『公共知識分子』這詞，我也覺得很困惑。」伊恩．布魯瑪笑著說。

擁有藝術學位、當過劇場演員、寫藝術評論（包括劇場、電影、各類書籍及各種音樂）也寫政治觀察、擔任知名雜誌編輯、出版多本著作、精通六國語言⋯⋯布魯瑪具有許多不同專長、不同身分，因為大學時選讀中國文學，他甚至能讀、能講中文。

「那時選讀中文倒沒有什麼特別深沉的理由。」布魯瑪說，「我正在找學習的材料、我對亞洲一無所知──除了我喜歡中式食物。所以，我想看看其他人眼中看見的世界，選讀中文，其實是我第一次接觸中國文化。我讀了中文經典，也讀了《三國演義》等等作品，有些同學很喜歡，但我沒有很受吸引，倒是在那段時間看了一大堆日本電影，結果反而覺得日本文化很有趣。後來我算是失去與中國事物的連結，直到我八零年代開始在中國旅遊。1980年代真是個去中國的好時機，比現在開放太多了。」

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之前，中國的確充滿開放改革的氣息，當時布魯瑪在香港做雜誌工作，同時記錄中國異議分子的狀況，時常到處旅行，包括中國和台灣。時隔三十年，2020年初他應邀到台灣觀察總統大選之前，也先去了香港，「對我這個八零年代住在香港的人而言，它目前的狀況是很令人振奮的。」布魯瑪說，「當前香港的政治局勢很艱困，不過比八零年代的穩定狀態有意思，年輕人對政治更敏感、更明確地感知香港屬於他們，而他們為此奮鬥。台灣，和香港一樣，也改變了。」

公共知識分子的責任

布魯瑪認為，學習不同文化的優點，是可以學習用不同角度去觀察世界；而布魯瑪擁有的幾個身分中，最為人知的或許是「公共知識分子」。「最早應該是十九世紀的法國作家左拉，投書替當時『德雷弗斯冤案』的當事人發聲，也就是說，開始有知名的小說家、知識分子，公開書寫政治議題，甚至直接從事政治工作──我想這是『公共知識分子』的開始。」雖然半開玩笑地表示自己也對「公共知識分子」這頭銜感到困惑，但布魯瑪解釋名詞時輕鬆的語氣裡帶著嚴肅，「這個身分只表示你是個書寫者、思考者，從事政治相關工作，而且會公開表達你的觀點。」

「誠實」是公共知識分子唯一的責任──布魯瑪認為，「讓你成為公共知識分子的原因，是你有獨特的觀點，而且發表出來。所以這代表你的責任是誠實地表達自己，並且承擔大眾可能不喜歡那些觀點的風險。如果只想嘩眾取寵，發表大家想看的言論，自己沒有觀點，那你不如去當銀行家，多膁點錢。」

布魯瑪表示，公共知識分子發表觀點當然可能樹敵，但也會結識意見相同的盟友，「我想這是自由社會的日常狀況，大家有完全的自由可以不喜歡某些東西，甚至憎惡某些東西。但這些看法接下來應要成為公共辯論的一部分，人們應該表達他們的批評，不過不應該用輿論壓力逼迫。」

這並不是理論上說說。2018年9月，布魯瑪因為刊出一篇某加拿大藝人撰寫的文章，被迫辭去他在《紐約書評》的職務──這名會寫會唱會樂器會主持的全才型藝人，前幾年官司纏身，其中包括性侵指控；批評者指出，布魯瑪刊出這名藝人的文章，會傷害包括訴訟關係人在內、廣大讀者的感覺。

「刊出那篇文章不是為他辯護，也毋關他最後有沒有被定罪，而是維護一個平等的發聲權利；」布魯瑪說，「那篇文章是他個人心境的抒發，而我不大相信那麼多人會因為讀一個人自抒心境而感情受創，這也未免太敏感了。我的意思是，我可以讀一篇關於納粹的訪談，我會覺得這人很討厭，但不會說這篇文章『傷害我的感覺』──這聽起來像是中國政府的政治慣用語嘛。」

布魯瑪的藝評散文集《殘酷劇場》裡第一篇文章就提到這個：「感覺」無法討論、不同人的感覺也無法相互「等同」，公共議題的討論，必須以更具體的實證及數據為基礎。「談感受沒什麼不對，但那是個人的事；」布魯瑪說，「現在各國以『感受』激發民眾情緒、但沒有實際討論的政客，做法都是危險的。」

就是為了好玩

既然到台灣觀察總統大選，布魯瑪不免被問起對台灣民主的看法，「我覺得蠻成熟的啊；」布魯瑪答得理所當然，「選民可以選擇不同政黨，也不再是同一政黨長期執政，這是成熟民主狀況的表現。功能完整的民主，就是人民可以把政府換掉。」

布魯瑪聊到他喜歡的侯孝賢電影《悲情城市》和《戲夢人生》，聊到中國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台灣反倒成為「中華傳統文化」保存地，聊到「內地」一詞在日治時期指的其實是「日本」⋯⋯聊到對中國未來發展的想像時，語氣變得比較保留。

「我認為目前預測中國未來大概都不會太準確；」布魯瑪舉例，「2000年左右，我在寫兩岸三地異見人士的《壞分子》時，認為中國的集權體制會因為逐步開放而漸漸瓦解，但目前看來中國並未這樣發展。中產階級、新富階級，假日可以去購物中心消費的人，並不想參與政治，那對體制就不會產生什麼影響，他們或許不喜歡中國共產黨，但他們大多也害怕中國共產黨。」

閱讀布魯瑪的作品，總令人好奇如此學貫東西的閱讀習慣如何養成；布魯瑪對此講得相當輕鬆，「我的閱讀習慣一直沒變。我不是從孩童時期就開始大量閱讀的人，很多作家在中學時會議學校刊物或在上頭發表文章，我也沒這麼做過；我一直是個比較視覺化、偏好攝影的人。我大概二十幾歲才養成閱讀習慣，而且我就是為了好玩而讀。寫書或寫文章時，我可能會需要很多不同領域的資料，我至少每種讀個一兩本。小說或非小說都可以，就是為了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