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Ian Buruma
翻譯／白舜羽、鄭明宜
編按：你曾經在國外住過嗎？你經歷過文化衝擊嗎？在行事風格與家鄉完全不同的地方，當個觀光客，遇到喜歡的人事物，純粹欣賞，抱持羨慕之情，遇到不如意的，當作特殊體驗，時間一到，回歸自己熟悉的舒適圈。只是久住一地，又是另一回事了。像是在日本，許多外國人的經驗是，要融入當地生活其實一點也不簡單。
唐納・李奇是二十世紀的傳奇人物。他是日本文化的專家，年輕時逃到日本，捨棄歸屬感，選擇了自由，最後也在東京辭世。這段文字摘錄自《情熱東京》，伊恩・布魯瑪紀錄他當時與唐納・李奇的交會。
唐納穿得像傳統的中產階級美國人：淺藍西裝外套、灰色襯衫、栗色針織領帶、很大雙的富樂紳黑皮鞋。當時他年約五十三歲，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年輕，臉色紅潤、棕髮、寬大潔白的手，一張孩子氣的中西部臉孔，有點像著名的性學家阿爾雷德．金賽（Alfred Kinsey）。他的談話內容之廣令人咋舌：日本電影世界八卦、阿諾．荀白克（Arnold Schoenberg）的表現主義歌曲、小津安二郎與黑澤明的電影比較、珍．奧絲汀的晚期小說。但他的主要話題，特別是跟我這個新來的菜鳥講話時，是「外人」住在日本的生存之道。
他指出許多外國人會陷入的困境，那就是痴迷轉為幻滅、甚至憎怒的速度之快，彷彿日本要為自己的幻滅負責一樣，他稱之為「賽登斯蒂卡症候群」，以其朋友學者愛德華．賽登斯蒂卡命名。愛德華每年有一半時間會待在日本，當他抵達東京時，他幾乎準備要跪吻土地，萬事美好。不久，一旦他差不多安頓了下來，他開始對「這些人」感到越來越不耐煩，六個月之後他已經迫不急待地想要回家。
唐納告訴我，最大的誤解是以為你有一天可以受到跟日本人一樣的對待。日本人很有禮貌，甚至很溫暖，與日本人建立深厚的友誼沒什麼問題，但你絕對不可能成為他們的一分子。你永遠會是個「外人」，就像日文說的那樣。那些愚蠢到會憎惡這點的外國人，很容易就會罹患全面性的「外人病」。此時各種特殊待遇，無論恭敬還是輕蔑，都是對他們自尊心的嚴重打擊。
唐納本人覺得當個外人非常舒坦自在，他說在日本最棒的事就是沒人管你。在日本當日本人的命運，就是困在規則與義務這張幾乎難以忍受的天羅地網中，但外人完全豁免於此。他可以寧靜而疏離地觀察生活，不受到任何人事物所囿。唐納在日本感到徹底而根本的自由。
對唐納這種性傾向的人而言，俄亥俄州的利馬鎮（Lima）顯然不可能過這種生活，那是他童年時亟欲逃離之處。但即使他一九六○年代來到紐約，在現代藝術博物館（Museum of Modern Art）擔任影片策展人，他仍然覺得深受限制。所以在我們見面的幾年前，他回到日本，不完全是性難民的流亡，而是深信自己在一九四○年代末期，初抵日本時瞥見了桃花源，這是一個他不會因為本身慾望而受到評斷的國家。
我們在本鄉車站道別時，他說：「你知道嗎？要住在日本你得是個浪漫派，如果覺得自己很完整，不質疑自己是誰，或在世界上的地位，你會很討厭這裡。不斷暴露在這樣一個完全不同的文化中，會令人難以忍受。但浪漫派對不同的生存方式敞開心胸，日本對他們來說充滿驚奇。你當然永遠不屬於這裡，但這反倒會讓你自由。自由比歸屬感更棒，因為在這裡你可以變成任何自己想要的模樣。」
我不確定自己有沒有完全聽懂他在講什麼。很久以後，他會服膺沙特的存在主義觀點，以此解釋創造自己生命的需求，作為追求真我的自由意志行動。但那晚唐納站在對向月台，紅潤的臉龐與大大的黑皮鞋，在一群日本人中鶴立雞群，這個身影令我難以忘懷。或許我也被解放了，但真正的問題是我還不知道自己要成為什麼。
本文摘自：《情熱東京：1970年代回憶錄，日本最後的前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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